可能没有其它地球生物，像人类一样对自己的历史如此好奇。历史学家说，人研究历史，是为了知道人做过什么，从而了解人是什么。同样，95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是必然还是偶然？我们设身处地感知那个时代，提醒自己莫忘初心。

　　新社会力量上海工人占全国四分之一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冒险家的乐园里，一边是上流社会的纸醉酒迷，另一边是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苦苦讨生活的人们。

　　1920年，上海城区比刚开埠时扩大了10倍，人口也已达到229万，全国第一。随着人口增多，居民成分也复杂起来，其中新增的重要群体，就是工人。1895年至1911年，上海新建民族工业企业112家，占全国四分之一，仅纱厂而言，1914年至1922年，华人资本在上海开办了16家，超过全国一半。1920年，上海工人数量达到51.38万，占全国四分之一还多，同时也占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界成为前驱。当陈独秀正痛心“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时，上海工人已经举行大规模罢工，首日罢工工人就达到2万。而且公开宣称政治诉求“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目的则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后来，11万产业工人参加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迁移到了上海。也正由此，陈独秀注意到了上海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文化的“工业化”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

　　90年前的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1912年至1926年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七成。1911至1920年间，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总计出书2657种，其中占首位的类别是社会科学类，达到801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了上海在中国的文化与舆论中心地位，可以迅速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

　　陈独秀的《新青年》就诞生在上海，依托上海，《新青年》等杂志将思想启蒙逐渐传到了全国。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思潮百家争鸣，不同流派间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实证形式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新希望。其实早在19世纪末的上海，西洋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就首次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

　　五四时期，《星期评论》、《觉悟》等上海报刊，与《新青年》一起，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苏智良认为，“通过上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俄共代表费奥多尔报告上海之行时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政治局势北严南宽知识分子聚集上海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上海的又一重要群体。鉴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避居上海。

　　著名历史学者熊月之说，自戊戌变法以后，中国政治就明显呈现出京严沪宽的态势，在京的反清革命党人一旦被捕，总逃不了一死。而章太炎、邹容等人，被上海租界捕得，不过关几年监禁。民国之后，北严南宽之势仍无改变。

　　上海当时政治宽松，与“一城三市（政府）”格局关系不小。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同年就设立了英租界，1848年设立美租界，186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租界设立。

　　当时租界有治外法权的保护，租界实际是“国中之国”，中国政府一来无法管理租界里的外国人，二来无法对租界内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管辖，客观上给革命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尤其是“一大”会址所在的法租界， 1914年，法租界面积扩大了7倍。同年，上海城墙拆除，使法租界与老上海县城、城外华界连成一片，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又使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连为一体。这三件事改变了法租界原先较偏僻的地理位置，加上与公共租界相比，更低的地价、更好的规划、却更宽松的管理，成为各种革命者、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

　　例如陈独秀，分别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被上海法租界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但不过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狱之后，他还是照旧活动。

　　寻找革命同人：“出走”与“合作”

　　要谈论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恐怕不能不说陈独秀的一个决定，1920年2月中旬，在李大钊帮助下，陈独秀离京出走上海。用“出走”一词，是表明陈独秀要和北大的自由派友人分道扬镳了，他要去上海寻找革命同人，去上海的路上，他就已经谋划着要组织中国共产党。

　　此时，苏俄和共产国际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但不久后欧洲的革命浪潮就趋于消退，但五四运动兴起，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不断有俄共使者造访中国，并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络。

　　而共产国际第一个正式向中国派出的使者，是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伍廷康）。那是在1920年4月，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他为全权代表，以《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和记者身份，与另外四人来到中国，了解联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筹备建党。这个时候，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已初步形成一个倾心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了，这些人，初步奠定了建立共产党的成员基础。

　　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应当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开始了，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发起组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

　　上海发起组还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见到了毛泽东，8月请他在湖南建党。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就这样成立起来。

　　1921年，陈独秀恰好在广东任职，也曾有人建议就在广州召开一大。但陈独秀觉得，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还是中意上海。于是，确立上海作为共产党的诞生地，最终就这样敲定了下来。

　　从“一大”到“二大”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

　　1921年7月23日，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大”之后，共产党人的脚步没有停止，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同年，在浙江等几十个村庄，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发动组织的农民协会。1922年开始，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同年五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中国共产党14名党员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对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少党史专家认为，党创建任务的完成不得不提第二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史著述先驱蔡和森就说，“一大”时的中国共产党只能说是宣传机关，“二大”时才成为一个“有政策的决议”的“政党”。毕竟，从“一大”闭幕后至今，出处明确的正式文件始终难寻，目前能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都是从俄文和英文档案资料翻译过来的，内容相当简单，不是正式文件。“二大”则诞生了首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还就具体问题形成了9个决议案。

　　由此，共产党的行动更有目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各地农会成立并拥有了20万会员、罢工运动风风火火开展……

　　综上所述，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几乎涵盖了共产党诞生的所有充分条件：工业发展带来了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及愈发尖锐的阶级矛盾，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完整发达的文化工业和众多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的土壤；作为全国文化与舆论中心，上海也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阵地；当时的宽松政治环境和迅速发展的工业，还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革命实践的空间，他们得以在斗争和挫折中成长。有了这些，再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踏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