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结合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大环境，能不能“突破”胡焕庸线背后的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如何“突破”，成为了近年频频论及的议题。本文从胡焕庸线切入，分析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主要特征及演化趋势，并试图指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几大影响因素。

“胡焕庸线”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是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格局的分界线。其东侧分布着我国96%的人口，西侧只分布着4%的人口。

（1 ）东部人口密集，西部人口稀疏，东西部人口密度差别很大。

（2）平原、盆地人口多，高原、山地人口稀少。东部的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皖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江汉平原、四川盆地、关中平原、鄱阳湖平原为我国人口高度密集区，而广大的西北内陆人烟稀少，尤其是青藏高原、阿拉善高原、横断山一部分地区、天山南部地区人口十分稀少。人口密度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海拔500 m以下的平原及丘陵，是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3）经济中心和重点资源开发区人口密集。我国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多为区域经济中心，大都分布在农业化、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地区。

从历次人口普查来看，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分异性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分异性明显低于以前各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结果表明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分布格局有逐渐趋同的趋势，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格局差异性总体上呈现降低趋势。

然而，尽管胡焕庸线划分所基于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异对中国人口分布整体格局的约束程度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程度则不断提升，导致了区域和地方尺度上人口再分布的高度动态性。

1）胡焕庸线西北侧人口占比由升转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侧因为较高的生育率和较低的迁出率而实现了高于东南侧的人口增长，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从1982年的5.77%持续提升至2010年的6.32%。但值得注意的是，七普显示，胡焕庸线西北侧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再继续提高，甚至出现了小幅回落，其原因在于生育率的下降和户籍人口增长失速。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西北地区生育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开始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虽然2010—2020年间净流入人口增量比2000—2010年间高出近350万，但户籍人口增量却少了近600万，这既反映了生育率的下降，也提示2010—2020年西北地区吸引人口落户的能力有所弱化。

2）人口分布集中化

人口分布的空间集中趋势明显加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在2000—2010年间提高了0.0074，而2010—2020年则快速提高了0.0164，人口分布集中化的速度是前10年的两倍以上。全国人口分布的空间集中度持续提高，且2010—2020年的集中化速度是2000—2010年的两倍左右，中国人口正在向少数地区加速集聚。

中国人口分布的集中化趋势曾经长期主要发生在胡焕庸线东南侧，而西北侧的人口分布较为稳定，形成了“东南集聚、西北均势”的增长模式。而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均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化特征，东南侧的集中化趋势大幅强化，基尼系数的提高幅度是2000—2010年的两倍左右；西北侧的集中化趋势也非常明显。这表明随着西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和流动性提升，乌鲁木齐、兰州、银川等中心城市吸引人口的能力逐渐增强、效应逐渐显现，胡焕庸线西北侧的人口在2010—2020年向少数城市快速集中，也因此出现了全国各区域的普遍性人口分布集中化趋势。

3）区域分化

按照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两个时间段的人口变化情况，可将所有地级单元分为4类：持续增长型、止降回增型、止增收缩型和持续收缩型，各类型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持续增长型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群、内陆省会城市和胡焕庸线西北侧，前两者一直保持着强劲的人口吸引力，后者则是高出生率、低流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36个地级单元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主要包括长三角辐射带动的外围地区及投资驱动快速发展的成渝和贵州。止增收缩型和持续收缩型地区则主要分布在人口吸引力持续不足的城市群外围及非城市群地区。

在五普（2000）时，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省自然增长率最高，北京、辽宁、江苏、湖北自然增长率最低；六普（2010）时，新疆、西藏仍然保持最高的自然增长率，东部沿海省份开始出现大范围的自然增长率下跌，另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日趋严重；七普（2020）时，形成经济发达地区自然增长率较低、东北地区负增长、西部地区自然增长率高的格局。

从五普到六普，东北地区、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甘肃、河南、江西、浙江自然增长率呈现负增长，从六普到七普，新疆、黑龙江、华中地区负增长最为明显。

人口净迁移率较高的东部省份人口吸引力的变化显著，中西部省份的人口净迁移率变化幅度较小。

人口净迁移率高于2%的8个主要人口迁入省份中，上海、浙江、福建、江苏4个省份在五个时期中实现相当数量和连续的人口迁入净增长，或者从开始的人口净流失变为人口净获得。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净迁移率在五个时期总体保持增长态势，除了1990-1995年间都出现小幅回落，2000-2005年间北京有小幅回落；广东和新疆的人口净迁移率在前三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但在第四个时期出现一定程度下滑，2005-2010年间虽然呈上升趋势，但相对1985-2000年间的三个时期增速已明显减慢。

人口净迁移率低于零的省份在五个时期中总体表现为人口净迁移率降低，表明其迁入率的增速低于迁出率的增速，这些省份由于人口迁移正在流失人口，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1985-2010年间，全国迁移人口对目的地的选择发生着变化，尤其表现在东部大部分省份人口迁入率增长迅速，而中西部省份的人口迁入率变化差异明显。其中，西部省份除新疆和云南有较明显的人口迁入率下降外，其余省份的人口迁入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而大部分中部省份的人口迁入率保持波动中有较少的升高。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1985-2010年人口迁入率的变化趋势，分为三类迁入地：

成熟型迁入地：这类省份的特点是人口迁入率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和增长趋势，包括北京和上海。2005-2010年间两者的人口迁入率均大于20%，分别为1985-1990年人口迁入率的2倍和4倍多。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北京和上海集中了全国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优质资源，从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迁移者流入。

波动型迁入地：这类省份的特点是人口迁入率有明显的波动，主要包括广东和新疆。广东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冲击，影响在广东务工人员的流入与流出。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缘地位，在国家支援新疆建设和西部大发展的背景下，大批来自四川、河南、甘肃等省的务工者流入新疆，但自身吸引力不足。

新兴型迁入地：这类省份的特点是人口迁入率初期的水平较低，其后增长态势明显，包括浙江、天津、福建和江苏。

人口迁出率总体上所有省份都表现出持续增长。中部省份的人口迁出率普遍较高，并且在五个时期保持着稳定快速增加，西部省份次之，东部省份的人口迁出率普遍较低而且增速不明显。北方省份居民相对于南方来讲，迁出原居住地的意愿更弱。全国人口迁移的总体规模呈现上升趋势。

1）国家战略与政策

控制其他因素后，2010—2020年间胡焕庸线西北侧比东南侧地区具有更强的人口吸引力，反映出了“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在人口引导上的重要作用；

省会对人口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21世纪以来省会在人口增长方面始终具有优势，这种超额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对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偏爱，为这些城市提供了更优惠的产业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进而对人口的集聚有正向影响。

2）经济和社会发展

2010—2020年间西北侧人口增长的迟缓更多是因为西北半壁自身的区位和环境限制之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滞缓，且缺少人口吸引力强的中心城市。经济因素一直对人口迁移流动和空间分布具有重要作用，但在2010—2020年的影响程度有所弱化，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的解释力下降；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尤其是医疗条件对各地人口增长的作用有明显提升。这一变化提示，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模式已经显现出从“经济型”主导向“经济型”和“舒适型”并存的转变趋势，未来各地提升人口吸引力需要更加重视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舒适物的供给。

3）区域发展格局

00—10年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空间聚散格局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人口流动规模还不是很大，各地自然增长对人口增长仍有重要贡献；在人口流动更加活跃、户籍限制更少的10—20年间，各省的发展程度对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优势起到了明显的调节作用：所在省份整体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优势就越小。这种变化意味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过行政手段提升省会人口“首位度”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省内各城市间的人口竞争将更依赖于城市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本文参照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特征、演化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分化明显，东北地区人口全面收缩、沿海人口城镇密集带发育形成、成熟城市群辐射带动外围区域、西北半壁人口面临收缩风险等趋势性特征显著。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则逐渐从经济和政策主导转为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和区域均衡发展格局为主导。

各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成为未来人口竞争的关键。人口集中化趋势带来的“大城市病”、人口流失区域经济持续衰退、全国发展不平衡加剧等问题，将是未来人口发展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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