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香港历史，就要从中国两千多年前得秦朝开始说起...

开个玩笑，不过的确香港在秦朝就已经被纳入国家版图，一直到1840年英国对清政府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占领香港，然后在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和割让香港岛，之后得几十年里清政府又陆续被迫签署《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最后1898年基本确定今天香港的边界，租期99年，所以就有了97回归的期限。但是这个时候的香港只是英国和其他列强的一个贸易中转站，被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上面讲的五口通商：广州，厦门，上海，还有两个忘记了，自己百度吧，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迫开放的11个港口，我一个没记住，你还是自己百度吧。但这两次开放的一共16个港口和后来香港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上海，上海成了法国，英国，美国主要分中国贸易蛋糕的地方。这就慢慢形成后来我们俗语说的“大上海”时代。那时候的上海可以说就是后来香港的建设蓝图。时光荏苒，很开日本全面侵华开始，1941年和1942年日本前后占领上海和香港。上海的地位太特殊，导致各方势力不断争夺，而香港的英军没怎么抵抗就逃了。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的上海满目苍夷，相反香港由于之前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被日本相对稳定的占领了3年左右，反而成为了香港几年后腾飞奠定了有利条件。日本投降后国共开始内政，当然我们历史上叫解放战争的开始。上海就几乎停止了建设，而香港也没人管，英国人就又回来了。反而因为内战，很多社会精英中的中间分子逃到了英国人占领的政治中间地：香港。时间又到了1949，总所周知，国名党逃跑到台湾，这时候在香港的中间派有一些回到了大陆，有一些去了台湾，但是更多的都因为政局不稳定而留在了香港，这些人可以说是对共产党没什么信心的人，但也没多大恶意。这些人就成为日后建设香港的第一批建设香港的华人精英。靠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建设出今天的香港，但是俗话说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震惊世界的是刚刚建国不到一年的中国，竟然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打成平手，最后朝鲜半岛维持1945年苏联和美国签署的雅尔塔协议，南北苏联美国各一半。这就是朝鲜分裂的由来。中国参战可以说是被苏联和美国利用了。战场上打成平手，政治上中国是从此抬起了头，结束了一百多年的近代屈辱史，所以朝鲜战争也被成为立国之战。其实当时中国并不想去，还想进攻台湾，是美国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中国军队海军还没建立，过不了台湾，集结了没地方去，只好换个番号，志愿军就是这么来的。扯远了，回到香港，为什么香港和朝鲜战争有关系，因为这场平手让美国大大丢了面子，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封锁时间长达20年。毛主席也是幽默，你封锁我？不是，是我们自己闭关锁国，不和你们玩，从此中国停止了几乎一切的对外交流。我们一边搞工业化，一边肃清政治。这时候香港迎来了第二波建设香港的华人精英。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大批的贪官，带着赃款逃到了香港，这次真的是又有钱又有人，其实上面讲的第一批精英更有钱。后来1966年的文革十年，又有一班资本家，地主，学者被迫逃到香港。给香港建设贡献人才。好了，到此为止香港的人才基本到位，但是人才也要有事干啊，这就回到上面讲的16个通商口岸，这16个港口给列强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益，现在中国被美国封锁，自己有闭关锁国，尝到甜头的列强怎么甘心，这时候香港就成为整个中国唯一的对外出口，以前16个港口的贸易全集中在了香港，香港也被英国人寄希望为第二个“大上海”。人有了，钱有了，事也有了，香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腾飞。其实自1841，香港经历了三次产业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45年开始，也就是第一批华人精英逃到香港开始，香港从一个渔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由渔农经济转为进转口贸易经济。第二次是1966开始，也就是第二第三批华人精英逃到香港开始，香港由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轻工业道路。第三次1978年开始，我们伟大的邓小平爷爷顶住全国压力坚决改革开放，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上，将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厂北上后，香港得以发展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大部分企业以香港作为公司总部，主要负责管理，比如会计、资金管理等，留在香港的是整个企业链里的高增值部分。最后就是1997年回归以来，得益于香港在前，内地在后，“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成为全球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同时得益于邓小平爷爷神奇的一国两制，香港成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成就了香港特殊的金融地位。香港的经济发展大概就这样，相比于香港平淡的政治发展实在精彩太多。但不得不说第二第三批到港的华人精英还有后来越南战争逃到香港的越南人，都是今天香港反中国势力的中坚力量。华人精英在后面提供资金，越南难民后代在前面做先锋。这也是香港政治平淡的后果，英国人埋得一手好雷。可惜以前打过仗得领导人都不在了，现在得领导人也是慢慢成长中，在政治博弈中，中国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

首先是日本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一波，然后是大陆改革开放一波。然后gg

香港的经济能够腾飞，先是受益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起家，而后得益于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中发挥独特作用。

1、起家

产业转移是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

香港正是抓住了当时的产业转移机遇，得以实现脱贫而走向温饱进而步入小康。

2、发家

作为小体量经济体，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也只能让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即撞上天花板。要想再进一步，只有融入全球经济中在各大经济体间寻找并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这样才能再上台阶而成为富裕经济体。

香港最终发展成为金融中心，本质上是中间商：充当了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经济往来的中介，巨大的经济往来业务量让金融服务不可或缺而发展成金融中心。

近年来，香港进一步发展稍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香港的中介作用在弱化；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让拓宽经济发展空间的努力障碍重重。

香港发展是一系列历史原因造就的，主要一点就是人，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吸引了很多大陆精英为躲避战乱和党争前往香港定居，这使得香港的精英密度远高于中国其他地方，另外为了躲避战乱和饥饿搬迁过去了一大批吃苦耐劳同时向往发展的普通民众构成了香港民众的基础，以这样的群体所在只要有一个稳定宽松的环境基本都可以取得不错的发展。第二点就是香港有近50年时间作为世界和大陆唯一的交流窗口，绝大部分货物和资金都必须通过香港进出，这么大体量的市场必然造就香港腾飞。我认为以上两点是香港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香港老一辈奋斗的结果，当今香港废青认为是英国制度带给香港发展的观点完全是胡扯，对不起老一辈香港人艰辛奋斗的贡献。香港因历史机遇而起，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人才凋零，目光局限，枢纽地位也不复存在，必然因历史发展逐步衰退最终沦为一个普通城市，影响力和经济份额会越来越少小。

一、

香港是为贸易而创建的城市。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而这些所谓的“烟”便是英国人从英属印度运来贩卖到中国的鸦片。

在此之前，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丝等物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英国人便开始做起了鸦片生意，而林则徐的举动引发了清政府与英国人的战争，最终英国人获胜，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取得了香港，它的价值不在于殖民本身，核心功能是确保英国在与中国贸易中的利益，也不仅是为了鸦片的贸易，更关乎通商权利和外交代表权。

在香港开埠初期的主要外国企业几乎全都沾手鸦片，在1845年至1849年间，印度运出的鸦片有3/4途径香港运往内地，1847年香港出口总额为226130英镑，其中鸦片195625英镑，占香港当年出口总额的86.5%。

但许多英国人最初并不看好香港，这里环境恶劣、疟疾流行、海盗猖獗，使英国人吃了不少苦头。1844年7月，英国殖民地库政司马丁报告说：“在任何情况下，香港日后能成为贸易中心的希望极为渺茫……我看不出英国政府有何理由要为香港花一先令。”当时伦敦音乐剧院有首流行歌唱道：“要去香港的话，千万别找我。”

那时的香港一片混沌，在1850年代，香港成了著名的特殊行业中心，梅毒流行，1876年的人口普查中，5/6的女性从事特殊工作。

在贸易方面，香港的表现也令英国人不甚满意，因为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同时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这使得香港的贸易分散到其他地方。

同时清政府也暗中做了一些手脚，有港英政府的官员怀疑清政府当时故意把一些罪犯和无业游民遣送到香港。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签订《北京条约》，又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而在此之前国内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大量人口逃难到香港和海外，这也促使香港迎来新的贸易契机，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困境。

除鸦片贸易之外，另一个造就香港早期繁荣的主要原因便是出洋的华工，当时广州丧失了茶叶和生丝贸易方面的优势，导致整个广东有大量失业人口。同时由于英、法、美等地废除了奴隶制度，令加拿大、澳洲等地对廉价劳工需求量大增，因此香港的劳务贸易盛极一时。

大部分出洋华工要么途径香港，要么从海外汇款回国需经香港，这其中各个环节均有利可图，而这其中充满了罪恶，“黑色”程度丝毫不亚于鸦片贸易。

此时在香港的华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欧洲人把华人看成低等动物，这也是殖民运动的根源，许多欧洲人觉得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种是愚昧、低下的生物，他们没有能力创建更高级的文明，所以他们殖民是去帮助这些人种，用罪恶的形式把自己摆在道德的高处。

早期在香港的英国人大都是来自英国的中产阶级，没有真正的贵族，到了香港之后仿佛便成了贵族，所以他们比真正的贵族更加沉溺与各种社交，同时以欺压华人来彰显自己的尊贵地位。

在政治、法律方面同样如此，华人根本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机会，法律也是保护欧洲人和打压华人的工具而已。

直到19世纪末，在英国的各殖民地当中，自治程度最低的就是香港，一直要到1926年才有了首名华人获选入行政局。

1898年6月，英国又租界“新界”，租期99年，新界的面积相当于香港岛和九龙加起来的十倍，至此构成了今日香港的地界，但因为新界99年的租期（香港岛和九龙都是割让），才有了97年回归的理据（英国史学家称其为英国重大的外交失误）。

当时部分英国人认为夺取新界可以形成和中国内陆的缓冲地带，但仍有大多数英国领袖认为香港潜力不足，过渡扩张会引发中国像非洲那样被瓜分，损害自由贸易，所以不同意租界新界。

但其他列强在华的利益严重挑战了英国，特别是俄国和日本，所以最终英国还是参与了这场瓜分中国的竞赛。同时清政府也想尽快解决列强的瓜分，担心夜长梦多，所以很爽快的将新界 “租”给了英国。

但随后新界本地居民奋起抵抗英国殖民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英国人最初在管理新界的时候和香港岛及九龙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除了征税外，尽量不干预新界的治理，主要是靠当地的地主老财们在进行管理，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中有个事情值得一提，就是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中，中国在法理保留了九龙城寨的管辖权，所以九龙城寨就成了三不管地带，到了1970年代，真正在这里管事的是香港三合会。

二、

1874年，广东香山县沙涌村的马应彪第一次出远门，他本来是和两个堂兄去澳洲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香港坐船，他被香港的繁华深深吸引，这一年马应彪14岁，懵懂少年并不知道他会在25年后从澳洲重回香港，于1900年创建“先施公司”，并成为一代百货大亨。

就在马应彪创建先施公司而无暇顾及澳洲的生意之时，郭乐、郭泉兄弟在澳洲的果蔬生意超越了马应彪，7年后，郭氏兄弟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公司，涉足百货业，和马应彪同台竞争。

此时的香港华人资产阶级开始崛起，掌控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并开始主宰香港经济中的工业环节。当时正值清末民国初年之际，内地政局动荡，不少华人富商移民至香港，带来资金、技术、及源源不断的商业人脉资源。马应彪和郭氏兄弟的百货公司出现，便标志着华人资产阶级商业文化的成长。

虽然华人资产阶级崛起，但也没有改变他们在香港各界受歧视的局面，太平山仍然不许华人居住（除了欧洲人的佣人）、部分学校不收华人学生，法律条文仍然对华人有种种歧视性限制和约束。

而华人对香港社会的经济等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地位低下显然和所做的贡献不一致，这激起了香港华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华人联合起来发起了抵制美货、日货等运动，1907年李煜堂（《十月围城》李玉堂原型）就参加了拒约会抵制美货，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也由香港本地商人组织发起，声势比发源地广州更大。

这一年庄静庵在广东潮州出生，这个婴儿后来成为香港中南钟表公司创始人，是香港的知名人士，但后来他的外甥也是他的女婿比他更为有名，这就是李嘉诚。

同年远在上海的杜月笙才20岁，还在水果店里当学徒，他要在几十年之后才会来到香港，谁又能猜到他在短短的数年之后会成为权倾朝野的中国黑帮教父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香港各界的民族主义华人振奋欢腾，马应彪和李煜堂等商人成立粤东红十字会支援革命。

革命虽然取得胜利，但和大多数革命一样，它所带来的问题也并不少于所解决的问题，1912年袁先生取代孙先生成为总统，他死后权利流放到各路军阀手中，中国此时基本上已四分五裂。

香港又一次成了避难所，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香港人口达到50万。作为英属殖民地，香港有大量华工前往法国军团服役，当时北洋政府也派出大量华工，甄子丹的《精武英雄》开头那一段就是讲的这个时候的事情。

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在战后被列强打劫，将中国山东划给日本人，这直接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在香港，学生、记者、商人等发起抵制日货、反日示威等运动，不仅如此，香港的劳工意识也日益高涨。

1920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1922年海员大罢工、及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实际上便是从经济罢工演变成英国殖民势力与中国爱国尊严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全面政治对抗。

特别是省港大罢工，对香港经济损害之大，令英国外交部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作出让步，在1927年至1928年把汉口和九江租界归还中国，1930年归还威海卫。

当时英国面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还有官员多次建议将香港也交还中国，以向中国示好，但当时中国政局混乱，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时浙江舟山的董浩云刚刚中学毕业，考入航运业训练班，从天津航运公司的职员做起，逐步升任为常务董事，后来他创办了中国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成为船运界大亨，有“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称号，被誉为“现代郑和”，他的儿子便是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

三、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已经成为上海黑帮老大的杜月笙逃到香港避难，不仅是杜月笙这种大佬，成千上万的人都从内地逃往香港，单是1938年就有约50万人，到1941年初，香港人口已超过150万。

战争期间，香港不仅成了避难所，也是输入中国抗战所需军火的主要来源地。抗日战争对香港经济影响极大，在日本人封锁上海等港口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一半都改经香港进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把总部搬到香港，使得香港在贸易、金融汇兑方面成为全中国的中心。

同时由于大量难民涌入，需要安置和改善居住的需求大增，土地市场买卖也变得一片兴旺。不少内地工厂搬至香港，促成了香港工业基础的建设。

董云浩是在此期间在香港创建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悬挂英国或巴拿马国旗，往来于中国沿海及东南亚。

庄静庵更早一些来到香港，从制作表带开始起家，几年后产业越做越大。1939年潮州沦陷，第二年李嘉诚随父母逃难去投奔在香港的舅舅庄静庵，虽足足走了十多天才到香港，但万幸的是路上没有遇到日军。

而此时张国荣的父亲张活海已是香港的洋服大王了。

抗日战争初期，英国方面竭力要与日本避免冲突，所以在1938年9月港英政府宣布保持中立，拒绝在港华人向中国内地输送物资和派遣人员，但在暗地里，港英政府对于在港华人对内地的支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战争到了1940年，欧洲战场战事已全面爆发，英国政府也知道在远东的殖民地是保不住了，但为了保存颜面和鼓舞中国士气，还是决定要防守香港。

此时正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何鸿燊也被迫加入了义勇军，被分配到防空警报室做接线生，他很快就要遇上和自己的祖父同母异父的大亨何甘棠，随后通过何甘棠的关系去了澳门，几十年后垄断澳门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赌王。

从1941年12月8日起，日本轰炸机空袭香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17天内便夺取香港，港督杨慕琦无条件投降。

至此日本占领香港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由于日本人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声称解放亚洲，在对香港的管制上残酷的打压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被处决、拘捕或遣送回国，日本人命令他们向华人鞠躬道歉并游街示众。这使得一直以来英国人在香港的那种优越地位的整个体系的根基受到了破坏。

但在港华人也并非得以幸免，据估计日军统治期间，有超过1万名香港平民被杀，无数人遭到折磨或性侵，香港在日军残酷的镇压之下人口大量外逃，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香港人口降至不足60万。

就在香港沦陷的同时，英国殖民地部就马上开始检讨香港失守的原因和规划战后恢复的计划，其中一个结论是在治理香港时应该更倚重本地华人，开放港英政府高层职位让华人担任。

虽然英国人在筹划战后重新管制香港的措施，但对于蒋先生来讲也在筹划战后顺势接管香港，当时蒋先生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承诺，只要蒋先生坚决抗日，就协助他在战后收回香港。

可到1945年4月罗斯福便去世了，英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一些分歧，有部分人认为应该将香港交还给中国，一方面不得罪美国，另一方面又借此事向中国及全世界示意友好姿态，证明自己的殖民主义进入新的阶段。

丘吉尔是坚决不同意将香港归还中国的，他深知蒋先生要是没有美国的支持是无法收回香港，而此前支持蒋先生的罗斯福如今也去世了，美国也希望英国在战后继续支持其利益，不敢得罪英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先生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但在8月13日时，英国已令停靠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英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并有大约一个师的陆军配合。

蒋先生的军队虽然在香港城外集结，但却不敢进军，因为蒋先生的重点是要抢占华北，需要得到英美的支持，这一次是在97之前中国收回香港的最佳时机，但就此错过。

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李嘉诚此时还在钟表店当学徒。

杜月笙满怀希望的回到上海，却是时过境迁，几年之后他还会移居到香港，稍显落寞的终于此地。

向前已在香港的“义安工商总会”做了龙头老大，两年后改组成为日后的香港三大黑帮之一的“新义安”。

葛肇煌在广州宝华路14号成立“洪发山忠义会”，日后他会带着手下的残兵逃往香港，创建香港另一大黑帮14K。

战后香港经济复苏的速度非常理想，到1946年初人口回升至100万，贸易恢复至战前水平的60%，从内地前往香港躲避战乱的工商业阶层为香港带来新的活力。据港英政府后来估计，来自上海的资金和营商经验注入，令香港享有领先东亚其他地方10到15年的优势。

此时的香港在矛盾体里成长，一方面由于抗战的胜利，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强烈提升，亲中情绪强烈；另一方面战后经济迅速复苏，对比日占时期的苦难和内地的战局，又对港英政府的统治充满了信心。

在港的华人也在此期间发出提升华人地位的需求，但香港社会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化的结构，就是以英国人组成的政府和以华人为主的商界精英在管理香港社会，他们都致力于保存现有政治体制，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对于英国来讲，二战使其版图日益缩小，在华的其他租界也被取消，令其多年来所享有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香港对于英国人来讲就更为重要。

1950年韩战爆发，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本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1952年对外贸易总值只有66亿港元，比上一年几乎减少1/3，这迫使香港经济往制造业方面进行转型，进入工业化阶段，现今香港社会的商界精英便是从此时开始发家。

李嘉诚在1950年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在筲箕湾创办长江塑胶厂；何鸿燊在1953年从澳门回到香港盯准了房地产业务，成立利安建筑公司大展拳脚；邵逸夫在1958年从南洋回港改组邵氏公司，决定在影坛大展拳脚，并提拔重用邹文怀；同年，李兆基等人创办永业企业公司（新鸿基的前身），正式进入地产行业。

新的时代来临，一场“禁运”引起阵痛，也拉开了香港在战后高度经济繁荣的帷幕。在经济繁荣的影响下，香港独特的文化开始逐渐成型，张国荣于1956年出生，成龙生于1954年，周润发生于1955年，周星驰和梁朝伟都出生在1962年，日后这一时期所出生的这些人都成为了代表香港文化的巨星。

在光鲜的背面，同样有着阴暗和不堪，香港黑帮开始在社会底层发迹，随后逐渐开始渗透到香港的各行各业。张子强从小便生活在黑帮混杂的底层，他没有像一般的黑帮大佬一样转型经商，准确来说他连有组织的黑帮都算不上，只是一般的小混混而已，但他的“贼”性却从小便培养起来，最终成为一代悍匪。

五、

1964年9岁的张子强混迹在香港油麻地的贫民窟里，全家人靠其父亲张伟民经营的“凉茶铺”艰难度日。

张子强是在4岁时随父母从广西玉林迁至香港定居，也算得上是真正的香港人。他们家可谓家徒四壁，母亲又患有严重的肺病，为了省钱也不敢去医院。小时候的张子强总是听到母亲不停的咳嗽，但却依旧要在凉茶铺里没日没夜的操劳，父亲脾气很爆，张子强小时候没少挨打，而他越是挨打，越是心生厌恶和反叛。

眼见家中如此贫寒，张子强从小便有了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但身在香港社会的最底层，到处都充斥着三教九流的各种人，张子强不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他也在街上与别人玩耍打架、与黑帮来往，只是这时他还不知道他以后会成为一个震惊全世界的世纪悍匪。

而此时比张子强小一岁的张国荣（此时还叫张发宗）住在湾仔的一幢五六层高的楼房里，他家里有众多的哥哥姐姐，和父母、外婆及两个工人住在一起。

张国荣的祖父曾经是广东省的一个大地主，家世显赫，而他父亲张活海是香港著名的洋服裁缝大王，早在三十年代已于香港的中环德己立街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最新的时尚，因此特别受到影剧界艺人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演员加里·格兰特、马龙·白兰度、威廉·霍尔登等好莱坞巨星也曾专程光顾。

张国荣的家庭是标准的中产阶级，虽谈不上奢侈却也衣食无忧，但小时候的张国荣似乎并不快乐，他有时很孤独。

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大人都不太关心孩子的心理。或者我没那么幸运吧！总之我爸妈不太理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他们也没那么开通。那时父母说什么，孩子都要照做，当时也没什么虐待儿童的机构可以投诉，我并不是说父母虐待我们。小孩子给妈妈打其实是一种好事，但我连被打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渴望星期天我爸爸带我去花园照相。”

或许张国荣小时候的这种孤独也对其后来的抑郁埋下了某些伏笔。

这一年9岁的张子强和8岁的张国荣各有各的心事，而在深水湾的一幢豪宅里，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刚刚出生，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在香港顶层社会的家庭中，自然是张国荣等中产家庭所不能望尘的，更别谈社会底层的张子强。

人从一出生则不平等，所以才有了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去追求福贵，为的只是继续维持不平等的人生，操控比自己低层人的命运。

这一年港英政府港督柏立基在其施政报告中特别强调说，香港经济出现了“一片惊人的兴盛景象”。上一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124亿元，比1962年增长12.3%，工业制品总产值45亿元，比1962年增长12.5%，旅游业访港人数增加17%。

这时香港经济迎来一片繁荣的原因是从1952年开始的工业化转型，在此之前，香港的经济主要是以转口贸易为主，那时的世界刚经历完二战，创伤惨重，香港也不例外，在二战中其工业生产基本萎缩，对外贸易几乎完全停顿。

二战结束后，香港迅速恢复原有的贸易地位，对外贸易在1947年到1951年之间以每年35%的增长率高速发展。

年幼的张子强、张国荣、李泽钜自然不会知道这些，他们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六、

1969年张国荣独自赴英国留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利兹大学就读纺织专业，大一时他父亲突然中风，张国荣只得中断学业回港。

此时的李泽钜已被父亲李嘉诚带到自己的董事会会议旁听，耳濡目染的学习经商和管理。而张子强已经坐过一次牢，作案无数，在警察局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正在裁缝店里当学徒。

香港在这时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世界上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各个国家及地区也在逐渐增加，在七十年代初还有迎头赶上香港之势。

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开始推行各种多元化政策，多个行业都成为香港经济支柱，不再依赖单一行业。在这一时期，香港的金融、旅游及地产都取得高速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同时从内地偷渡来到香港的人数也激增，造成了香港社会一些波动，港英政府意识到非要改善社会状况不可。于是港英政府奉行新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放任经济发展，让商人自己处理，政府尽量不介入，同时政府应致力于提供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建设，但实际执行起来却磕磕碰碰，香港也没有因此成为福利型社会

大量的移民令香港拥有了庞大的人口，也就有了更多的生产和消费者，比如房地产的需求和建设便得到飞速发展。

1972年5月以后，香港股票市场的不正常发展带动了房地产的不正常发展，各种规模的房地产公司纷纷上市，通过“重行估值”的手法将持有的房地产价格抬高到不合理的高峰，用以托高股票价格，或夸大楼宇的租金来高估未来的收益，超市值的房地产高价与急剧冒升的股票价格互相推动，到年底时，香港房地产市场也达到史无前例的疯狂状态。

正因为这些原因，香港新的贵族开始产生，开始掌握香港的经济命脉，他们是崛起的华商，到了1970年代末，华资公司实力已经开始压过老牌英资洋行，华人企业家更创建了三个股票交易所。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等房地产大亨成为新的香港 “四大家族”，财阀开始成形，对香港未来的走向起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新的贵族在97之后地位会变得更高。

这时那些在49年前后从内地移居到香港的人大多都到了中老年，他们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成为香港社会新的动力，这些年轻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他们不像其父母那样对中国内地有深刻的概念，在身份认同上他们更认同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在生活经验上，他们继承保留了父辈传下来的中国传统道德、风俗、文化，也十分认同西方的法治、民主、经济自由等精神。

所以在这块中西方要冲汇聚之地，独特的香港文化在此时孕育而成。

1984年，香港的大街小巷都在放着张国荣新专辑的歌曲《Monica》，这首节奏轻快的歌曲成为张国荣的经典代表作，开启了香港快歌劲舞的热潮，正如香港经济文化飞速发展一样，充满了亢奋。

这时的张子强没有在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黑帮中混出名堂，他从裁缝店干了几年后居然靠“炒楼花”赚了一笔钱，他只是一个小炒家，李嘉诚等房地产开发商才是真正的大炒家。

香港房地产从这一年开始回暖复苏，地王频出，李嘉诚等地产商赚了盆满钵满，李泽钜这时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他的未来清晰明了，将作为家族产业的继承人身份继续经商。

此时中国大陆已经改革开放，催生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工业发展在60年代初期就受到工业用地短缺的困扰，同时又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面临韩国、台湾等地区的竞争，所以香港经济再一次寻求转型，由多元化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阶段。

香港工业大量转移到内地尤其是珠三角一带，香港转型以服务业为主，并逐渐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内地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银行来港开业，香港转口贸易不断跃升，制造业与内地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不论从内地经济还是香港经济来看，这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香港在历史的长河中，似乎进入了鼎盛的阶段，无论从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一片欣欣向荣和繁华富贵。

七、

1990年2月22日，张子强做了一件大事，他荷枪实弹的带了另外几个人，用了10分钟不到的时间在启德机场抢劫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显示为张子强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此时的李泽钜或许看到过这条新闻，但一定没有引起他太大的警觉，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拥有尊贵显赫的社会地位，一般社会上的动荡或是风雨都沾不到他身上，年纪轻轻的他已是长江实业的执行董事，他眼中的威胁显然不会是张子强这种社会底层的匪徒，他要着手对付的是新鸿基的郭家三兄弟。

同为香港的四大家族，郭得胜在这一年去世，家族产业就交给了他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柄联。郭得胜在生前设置了一套相得益彰的“三分式”管理机制，用以安抚、稳固三个各怀志向的儿子，在这个制度的约束下，郭家三兄弟抱成一个整体，领导新鸿基后来超越了李家的长江实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第一大地产公司。

而这一年已经红得发紫的张国荣在红馆完成了告别演唱会，他主演的《阿飞正传》也在这一年上映，让张国荣第一次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这部电影里有句台词：“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爪子的，它只能一直飞啊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着地一次，也就是当它死的时候。”“以前以为有种鸟一开始飞一直飞到死的时候才落地，其实它哪儿都没去过，那鸟一开始就已经死了。”这句台词后来被许多人用来解读张国荣的一生。

这一年香港GDP达到5825.5亿港元，增长率11.2%，增长率为前后几年最低，由于香港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整体入口需求下降、港币升值、内部资源不足限制了生产能力及内陆的一些影响，看似繁华的背后实则暗流涌动，香港社会分化严重，精英阶层高高在上，底层人民则多有不堪。

张子强在第二年又在启德机场抢劫装甲运钞车1亿6000万港元，后来被捕关押在赤柱监狱，在监狱里他结识了另一批黑帮中的“精英”人物，毒枭刘国雄、贼王叶继欢、黄桂芬、陈智浩等人，这些人后来都与张子强有过“合作”。

后来他妻子花重金请来律师为他辩护，还利用媒体攻击警方，张子强不但无罪释放还索赔了警方800万港币，一时间他在香港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张子强后来所做的案已不再仅仅是为了钱了，他出生贫苦，今时今日的财富和当年已是天壤之别，若就此收手也能过上富豪般的生活。但张子强显然不满足于过安稳日子，他从小的经历让他立志要成为大富豪，他只能以犯罪来获得人生的成就感。

1996年李泽钜负责分拆长江基建上市，获得超额认购25倍的功绩。而张子强也把自己的目标盯准了这个香港第一家族，这年5月，张子强连同叶继欢集团（叶继欢在此前几天被捕）绑架了李泽钜，向李嘉诚提出赎金10亿3千8百万，当时张子强嚣张至极，绑架李泽钜后竟然亲自到李家去谈判。

第二年张子强又绑架了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索要赎金6亿港元，事后又策划绑架澳门赌王何鸿燊未遂。郭炳湘被囚7天，被释放后性情大变，患上了精神抑郁症，郁郁寡欢不再信任身边任何人，郭家兄弟也因此翻了脸。

李家和郭家是在香港社会最顶层，以往他们眼中可能根本没有过社会底层，但此次被社会底层出生的张子强直接勒索挑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香港社会结构分化严重而产生的矛盾的一个缩影。

八、

98年张子强在内地被捕并被宣判执行死刑，他用极端的方式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迷失在一片虚华之中。

张国荣在此时已经是香港文化的一个符号了，能够称得上“巨星”的没几个人，但张国荣绝对当之无愧。

李泽钜在被张子强绑架脱险第二天后便如常返回公司上班，丝毫不见慌乱，但此事之后，李嘉诚变得渐转低调，并全面加强安保，邀请前警务处处长替其组建了一支25人的保镖队伍。99年李泽钜成为长江实业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

此时的香港在遭受了97亚洲金融风暴后，社会资产价格暴跌，银行坏账猛增，企业减薪裁员、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缩减，经济反弹无力。金融风暴的后果反应出此前香港经济泡沫已膨胀到了极限，其经济增长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

香港经济进入调整转型期，确立了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的四大支柱产业，以求突破困境。

2003年香港的天空一片阴霾，刚从金融风暴中缓过气来的香港又被SARS席卷，香港人心惶惶。4月1日恐慌达到最高峰，当天一名少年假冒《明报》造谣，说香港快要被宣布为“疫埠”并将与外部世界隔离，引发香港市民疯狂抢购物资的狂潮。

而那一天还有一件事情令香港人悲痛至极，饱受抑郁折磨的张国荣从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像《阿飞正传》里那句台词一样，或许他一生都在飞，其实哪也没去。

伴随着经济的衰退，香港文化此时早已不再如以往的辉煌，而张国荣的离世，似乎冥冥中是在宣告这一事实。

同年，李泽钜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全球商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当年他通过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取得加拿大航空公司31%的股权，这是李泽钜首次以私人名义进行投资，也是李家首次涉足航空业。

李泽钜的人生每一步该怎么走，从他出生那一天便有人给了他详细清晰的规划；张国荣的人生也被规划，只是他这种中产家庭的变数太大，可能性也非常大；而张子强这种社会底层的命运是早就注定了，他翻身的几率小到可以忽略，所以他才用了极端的手段去“成就”自己。

阶层固化和阶层普遍抱怨是民生困顿的重要表现，而贫穷又是香港民生困顿的一个重要方面，香港从未脱离贫困，无论是在97之前还是97之后。

在港英政府治理时期，香港“在三个方面政策纲领之间达致微妙的平衡”：一是标榜自由与有限政府的经济政策纲领；二是以政府补贴及公共服务为主的社会政策纲领；三是限制本地人参与政治的政治纲领。

而在97之后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各种问题开始凸显，陷入了“破旧而未立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困局”。

这一困局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同关系不再，经济发展成果难以公平地为各个阶层所共享，财富过于集中于上层精英，导致民生困顿。

2003年香港贫穷人口114.4万人、贫穷率17.6%，高于回归之前。

九、

2019年香港电影《追龙2》再一次将张子强的案件搬上大银幕，不知在世界某个角落的罗艳芳（张子强妻子）是否有去看这部电影，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会在心中泛起一丝波澜。

2020年4月1日是张国荣逝世17周年纪念日，因疫情的影响，粉丝线下纪念活动日17年来首次被取消，春天已经来临，春天该很好，你却不在场。

2020年5月14日，李泽钜在其公司股东大会上表示，集团财务稳健，现金充足，“风浪来到，捱得到有余”。

有的人已经离去，有的人还在现场。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曾经在这世上、在美丽的香港写下过一曲波澜壮阔的长文，不论是巨星、悍匪、富豪，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演义这世界的美丽和丑恶、明媚与阴暗。

而香港给了他们一个拥挤的舞台，这个舞台经历过无数次的风风雨雨、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绚烂多彩，又让无数人魂牵梦绕、念念不忘。

这是香港非凡的意义所在，几经浮沉却仍然自强不息，雨打风吹也依旧忠贞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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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参考文献：

《香港简史》高马可

《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张玉阁

《念你眉眼如初：张国荣传》吴玲

《张子强传》老唐

《张子强伏法纪实》杨黎光

《豪门兴衰——百年香港商业》杜博奇

《香港经济周期波动研究》于宝东

《香港房地产发展的周期波动及应对策略研究》李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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