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不仅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潜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加速全球高端要素集聚。

如何厘清市场和政府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边界，促进区域间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对于有效激发各类要素潜能、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要素区域间配置面临的矛盾

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要素会向收益率更高的区域集聚，规模经济递增和运输成本下降通过“累积性因果循环”机制，加剧了区域间要素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市场失灵条件下难以靠要素自发流动实现要素有效配置。

要素的区域集聚在全球广泛存在。例如，东京都市圈人口占到了日本人口比重的30%以上，GDP占到了一半以上，日本曾想分散东京的功能，却发现东京人口下降使整个日本经济衰退。

由于天然的区位优势和历史因素，我国的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集聚了大量人口，经济份额占比超过40%。

从历史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计划经济模式向中西部地区调配资源，例如，50年代为开采矿产资源，全国技术人员支援矿产所在的偏远山区。

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由于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已对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形成了困扰，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由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战略，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但一定程度上带来资源配置扭曲等负面影响，例如，一些西部地区产业园区空置等无效供给现象。

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目前，中国商品端的市场关系已基本理顺，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定价，但要素市场还有较大改革空间，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仍有待提升。

那么，如何兼顾区域间要素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协调区域和全局福利最大化目标？市场和政府在调配要素配置过程中的边界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对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优化要素区域间配置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如何兼顾要素区域间配置的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全局性问题，从改革开放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计划经济模式向中西部地区调配要素，到当前“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素区域间配置的方式在不断调整，但有两组关系始终位于问题的核心：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提高区域间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

但在市场失灵情况下，仅靠市场配置可能无法自发实现要素在区域间的充分、平衡配置，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难以收敛，例如目前东北地区人口流失加速，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此时，政府需要及时填补缺位，承担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关键支撑作用的公共项目建设，补齐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资金、技术短板，破解“累积性因果循环”机制的路径依赖和锁定，为落后地区改善要素禀赋注入“初始动量”。

但政府主导的区域间要素配置可能带来要素配置扭曲，对于非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进一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强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为引进和培育优质要素提供“长期动能”。

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具备信息优势，有充分的积极性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人才等方式来优化当地要素基础。

但地方政府出于局部最优化目标的决策可能偏离全局最优化目标，需要避免区域间对要素资源的无序竞争，例如，当前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要素流入，实施了许多优惠政策，虽然短期内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但本质上也是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干预要素流动，长期内可能会阻碍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的充分配置。

中央政府一般综合了对国际环境、经济发展阶段等多个方面的全局考虑，通过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等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促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具体由哪些地区来承接要素、产业，需要对具体情况有更深入实地的了解。

促进区域间要素优化配置的政策建议

为实现要素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发挥政府公共资源供给和市场监管作用。厘清市场和政府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边界，保障不同地区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引导要素资源“精准滴灌”。

同时，加大政府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为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集聚要素提供基础设施配套，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东北亚经济圈开辟新的区位优势。

改善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提高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技术合作的吸引力。充分利用“西数东算”给西部地区带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发挥数字要素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特点，使西部地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利用要素资源。加强政府对数据等新型要素监管作用，探索数据生产要素流通机制，建立数据要素定价、交易等配套规则。

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要素市场，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打通人员、技术、资金、数据流通堵点，取消人才区域间流动限制，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加强区域间人才供求信息交流，构建全国统一的人才数据库，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跨区域“人职匹配”。推动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区域间技术创新供给和需求高效对接。综合利用技术转让、共建实验室等跨区域技术合作模式，规范技术合作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增进区域间技术合作伙伴的了解与信任。加快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合作衔接。探索建立区域性数据交易中心，完善数据价值共享流通机制。同时，积极对接CPTPP、DEPA等新一代经贸协定，通过加快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优质要素流入。